山河国运

编辑:忘形网互动百科 时间:2019-12-08 18:38:21
编辑 锁定
《山河国运: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》,是何亮亮余世存解玺璋、张耀杰、十年砍柴等先生一致称道的作家叶曙明先生的扛鼎之作,是第一部从地域政治解析近代中国的史著,为的是挖掘隐蔽的历史,探索国运的玄机。 [1] 
由著名历史学者马勇先生作序大力推荐。
书    名
山河国运——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
作    者
叶曙明
ISBN
978-7-5108-3213-0
类    别
历史通俗读物
页    数
336页
定    价
45.00元
出版社
九州出版社
出版时间
2014年10月
装    帧
平装
开    本
16开

山河国运作者简介:

编辑
叶曙明,作家,学者,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,成绩斐然。著有《大变局:1911》《重返五四现场》《中国1927·谁主沉浮》《国会现场》《草莽中国》等。代表作《山河国运》,建立了对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新分析框架,于众多相关著述中别树一帜。

山河国运主要内容:

编辑
这是一部角度独特的中国近代史,始于太平天国运动,止于西安事变,生动地再现了晚清至民国的变迁。作者把社会政治文化形成及演变的原因,与地理环境、自然气候、文化背景、族群心理,甚至生理原因联系起来考查,系统地从地域政治与文化的视角,重新解读了近百年中国社会激荡与转型的轨迹,令人耳目一新。

山河国运作品目录:

编辑
序言:从大历史回望近代中国(马勇)
引言:地域文化决定中国历史

山河国运南方卷:异端与革命

第一章 反抗大清:一场民族革命
  一、 洪秀全与曾国藩:南方的崛兴
  二、 依靠会党的反抗运动
  三、 会党革命,能创造美好的世界吗?
第二章 反抗北洋:脏水与孩子一起倒掉
  一、 把政权交给袁世凯对不对?
  二、 重蹈秘密帮会的老路
  三、 南方的联治运动的兴与败
第三章 赢了军事 输了政治
  一、 向北方伸出橄榄枝
  二、 与商人决裂:意味着放弃南方
  三、 南方革命的退潮

山河国运北方卷:斩不断的龙脉


  第四章 帝都面孔:凝固与阴沉
  一、 北方草莽与官僚
  二、 恢复帝制的死胡同
  三、 北洋实业的台前幕后
第五章 还政于清 输得更惨
  一、 参战问题:北方乱象纷呈
  二、 帝国的叫魂:年月日
  三、 再造共和,还是膺品
第六章 民族主义与道德主义的标本
  一、 吴佩孚:是华盛顿还是岳武穆
  二、 没完没了的战乱
  三、 内圣外王幻觉的破灭

山河国运西方卷:固守着黄土高原

第七章 土围子里的皇帝们
  一、 与文明的时差
  二、 阎锡山:山西土老财
  三、 冯玉祥:大闹天宫的农民
第八章 逆淘汰:西北的介入
  一、 黎元洪第二次引狼入室
  二、 曹锟贿选:北洋溃败的关键
  三、 成则问鼎中原,败则退回西北
第九章 南北相争中的“渔翁”
  一、 西北农夫如何谋取利益最大化
  二、 南方、西北和东部鼎足而立
  三、 东部击退了西南

山河国运东方卷:在高原与海洋之间

第十章 夹缝中的奋斗
  一、 东部帮会的特点
  二、 农民大联合:西北与西南合作反蒋
  三、 更广泛的农民革命起来了
第十一章 儒家与基督
  一、 在国际上试图强硬起来
  二、 白山黑水的沦丧
  三、 轮到上海:东部财团的崩坍
第十二章 日落西方
  一、 一个低效政府的艰难运作
  二、 以空间换时间:东部的空间换没了
  三、 又回到了西北原点
结束语:历史的余音

山河国运作品试读:

编辑
第七章 土围子里的皇帝们
一、与文明的时差
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,干燥的热风时而贴着山冈的脊背呼啸而过,时而又卷起巨大的尘柱,向混浊的天空升腾而起。狭窄而干涸的河床在赤色的土地上蜿蜒伸展,河岸两侧是一片荒凉,几株营养不良、枝叶稀疏的乔木,在风中瑟瑟颤抖。
落日红红的,黯黯的,使每棵树和向西的山坡都染上黄黄的颜色,愈往高处看,黄色就愈显著,色调优美、浑厚,透着无限的苍凉。在高旷的天空飘着几缕淡淡的白云,凝然不动,那几乎没有热力的太阳在深邃的天空中发着光。
这是中华民族最初诞生的地方。
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,面积达四十万平方公里,跨越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河南等省区。
从历史上看,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,六千年前,太昊伏羲上观天象,下观地法,中观万物,画出八卦图像,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神髓;轩辕黄帝发明创制了舟车、文字、音律、医学、算数、冕旒、衣裳、釜甑等等,以显赫的文治武功,被后世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。伏羲、黄帝相传都是西北人。
中国的古都多在西北。尧都平阳,舜都蒲板,禹都安邑,均在山西汾河下游一带。周朝的首都设在陕西,而秦朝也是从西北东征中原,最终统一中国。自周以降,先后有十多个王朝在西北定都。中国文明的脚步,就是从黄河、渭水的八百里秦川开始,缓慢地走向东南沿海。
然而,尽管文明所到之处,就像春天一样,令一切蓬蓬勃勃,生机盎然,迸发出巨大的活力,但它一旦走过,时间就好像停滞了下来,进化中止,渐渐衰落。在漫长的岁月里,黄土高原备受雨水侵蚀,沟壑交错,塬峁起伏,举步维艰,满目荒凉。当文明已经走到了沿海地区,世界已进入了煤炭与蒸汽的时代,这里却依然“邻国相望,鸡犬之声相闻,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”。
除了大西北,中国没有一个地方会如此完美地保存,五百年前的风貌,也没有一个地方会让人感受到人和土地的关系是如此密切。西北的工商业依然停留在非常原始落后的阶段。西北有丰富的煤矿和铁矿,但由于交通不便,即使开采出来,也不易运出去。
西北文化就像它的地理一样,凝固、封闭,和土地紧密相连。人们靠土地生存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在亘古不变的循环之中,孳息不绝,进进不已。这里是贫苦农民的地狱,是刀客和盗匪的乐园。和南方会党不同,西北的刀客并非革命的同盟者,他们只是一群由破产农民啸聚而成的破坏者和掠夺者。
西北人从来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的欲望。相反,交通的闭塞倒成了他们保存固有文化传统的有利条件。20世纪西方文明虽然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,但在海拔一千五百米的黄土高原面前,也只能望“土”兴叹,徒呼奈何。
如果说中国北方确实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官僚文化,那么,它的发源地是在这片遥远而荒凉的西北黄土高原。所谓以北京为核心的北方官僚文化,和植根于黄土高原的西北文化,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血统相承,一脉互通。
西北是沉默的,但是,它对中原影响之巨大,也许再过几个世纪也无法磨灭。一曲“信天游”,就像周灭殷商,秦灭六国一样,它将改变中国的命运。
西北一向是秘密帮会、教门横行的地区,清代影响最大的收元教,主要就活跃于山西、陕西、河南一带。据清雍正年间的统计,山西有白莲教、混元教、混沌教、龙华会、皇天教等教门的流行;在豫西地区也有桥梁教、哈哈教、悟真教、大成教等五花八门的秘密教门,成为教案频发的地区。
哥老会是下层社会的真正主人。自从清末废科举之后,传统的入仕之途断绝了,乡村的士绅精英纷纷跑到城里,因为只有在城里,才有机会爬到社会的上层。而他们在乡下的空缺,就由土豪、恶霸、流氓、黑社会填补了。辛亥革命时,西北会党、刀客、盗匪串合纠结,群起啸聚,到处抢掠。陕西的军政府几乎全被哥老会控制,军政府张贴的布告,除了盖有兵马都督关防外,还要一律加盖“洪会公议”的戳记,方才生效。帮会的码头,直凌驾于地方行政之上,“但闻有洪会命令,几至不知其他”。[参见: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《西北革命史征稿》(中卷)。1949年版。]哥老会根本不理会什么民主,什么共和,只知道革命就是会党打天下、抢码头,就是会党出头之日。
民国以来,因战乱困扰,地方长官频频易人,造成政治上混乱不堪。各小军阀分割防区,就地筹款,陕西省1926年已经预征了1929年的钱粮。苛捐杂税的名目数不胜数,牲畜税、斗佣、秤佣、血税、门牌捐,还有各县驻军直接勒索的维持费、修造费、粮秣费、犒赏费、购置军械费、棉袄单衣费、鞋袜费、年节费,五花八门,不一而足。田租本身也是重得惊人。农民无路可走,只好以土地、窑洞作抵押,借高利贷。
据华洋义赈会在1923年10月至1924年3月间的调查,农村每人至少拥有四五亩田地,才能生活;较肥沃的田地也要三亩。但1922年,山西的农民平均每人才有一亩四分六厘亩,甘肃只有八分。河南、陕西的情况比较好,每人可有三亩三分到三亩八分。[参见:李大钊《土地与农民》。《李大钊选集》,人民出版社,1959年版。]照统计数字看,河南、陕西两省完全有能力自给自足,但事实上这两省的情形比山西还糟。
究其原因,三分天灾,七分人祸。由于连年战争,各省军队数目激增。1925年河南省有案可考的军队,就有十五个师十四个旅,全年军费近两千万元。而河南全省一年收入,仅够军费开支。军队就地勒索、竭泽而渔,把大量土地用来种鸦片。
冯玉祥当陕西督军时,宣布严厉禁烟。他说:“真的饿死也是可以的,鸦片却非禁种不可!你们若定要种,请先用手枪把我打死!”但实际上,冯玉祥自己的军队,就是靠强迫种植罂粟,征收鸦片税养活的。军阀们的所谓新政,大抵如此。
在西北地区,当兵似乎是无地农民唯一的合法出路,但军队生活十分艰苦,饷银常被克扣,人身也没有自由,并不是人人都捱得住的,于是便纷纷逃跑,据说民国初年军队开小差的比例,大约在15%~30%之间,[参见:(英)比林斯利《民国时期的土匪》。中国青年出版社,1991年版。]许多逃兵都当土匪去了。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,破产农民的不断激增,最后必会酿成大乱。这是古老的循环法则。
河南省是华北平原和秦岭山脉接壤的地方,黄河由西向东,贯穿全省。这里是西北人问鼎中原的必经之路,亦是草寇的天下。当地有一句谚语,“男子不当刀客(强盗)不算好汉。”一位在河南当过县长的人慨叹:“士绅富户,无不通匪,否则无以保其身家。其桀骜者更为土匪作掩护,坐地分赃。于是匪风益炽,绑票的案子,几乎天天发生。”当人们的生活无法维持下去时,当土匪便成了还有一线生机的出路。
1912年,豫西农民白朗(又称白狼)揭竿暴动,先后攻占禹县、新野、邓县及湖北随县各地,然后又回师占领河南唐县、方城、卢氏等县,1914年横越京汉铁路,取商城、固始、光山及安徽的六安、霍山等地,再杀入陇南,连克十三州县。
白朗起义震动中原,乃至在国际上也引人注目,南方的共和派革命党与白朗联络,北方的帝制派宗社党也与白朗联络,大家都想借刀杀人,打击袁世凯。俄、美、英、法国先后派军事人员到信阳等地观战。段祺瑞调动了二十万大军,对白朗军进行“围剿”。大军所过之处,只见白骨高于太行雪,血飞迸作汾流紫。
1914年8月,白朗起义失败,但乡间的骚乱,却此起彼伏。1914年至1915年,环县农民暴动,杀死县知事,分了乡间豪绅的财物。先后响应有几万人,震动了陕甘宁边界上十几个县。1923年至1924年间,河南庐县十几万红枪会、硬肚会、守望社、保卫团的人马,三次围攻县城,把陕西军队赶走。1926年渭南有几万农民因征税太重,发起“交农”运动。就是把农具统统交到县衙门,实行罢耕。同年绥德、清涧一带农民,组织了六七百个“神兵”(红枪会)反对苛捐杂税,占领了一二百里地方。
在三山五岳的各路英雄中,牌子最响,势力最大的,要算红枪会。
红枪会发源于山东,逐渐向西流传,它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白莲教。1914年传到豫西,一下子蔓延了十几个县。因为每个入会的人都要拿一杆红缨梭镖为武器,故称红枪会。它既不是土匪,也不属黑社会,而是农民为抵抗土匪而组成的自卫组织,但后来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,有的则被土豪军阀利用,成为他们互争雄长的工具;有的江湖盗匪也自称红枪会,烧杀掳掠,无所不为。
除了红枪会,在江湖上横行的,还有黄枪会、蓝枪会、白枪会、黑枪会、绿枪会,还有大刀会、小刀会、扇子会、提篮会、天门会、清道会等二三十种名目的组织。他们有的信奉孔子,有的信奉关帝、观音,有的信奉土地爷爷,有的信奉太上老君,还有的信奉猪八戒、孙悟空,巫医符咒、乩台沙语、阴阳卜筮、八卦五行,可谓无所不有。
红枪会信仰祖师,由传教师传授“神术”。其会员大多是愚笨的乡人。所谓神术,就是先在祖师神牌前烧上香,然后掐诀,念咒,把上身衣服脱光,右手拿砖头打左肋三下,再用左手拿砖头打右肋三下,然后双手拿砖打左右腿、膝盖各三下,接着打脊背三下,最后打头三下。每打一下,口里发出哈声。如此练一个月。然后增加“喝火”、“排刀”。喝火是用一个饭碗装上油,点起三寸高的火头,对着火头由上往下吸,要把火头吸灭。排刀是用一把刀背,用右手拿住,砍左肋三下;左手拿住,砍右肋三下,再用右手向腹上砍三下,砍时照样发出哈声。每晚如此,两个月后,就可以“刀枪不入”了。
还有一种“铁扇子”法术,据说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之后,就可以靠念咒语,用扇子把敌人的子弹打落。
从这些神术可以看出,西北地区的江湖文化,与北方的义和团是一脉相承的,都属于画符念咒一派,与东南方城市型的黑社会,有很大的不同。东南方的黑社会,不乏金融家、实业家、知识分子,在赈灾慈善机构、红十字会、市政建设部门、治安部门都有相当的影响力,和海外也有密切的联系。他们的信仰、行为准则、做事方式,和西北有天壤之别。
在西北,军队、土匪、红枪会,形成互相对抗,又互相依存的三角关系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在百姓与土匪之间,并没有很明显的界线。关于红枪会的“神术”,愈传愈神。连正规军队都惧怕三分,在碰上红枪会时,往往不战自溃。红枪会因此获得了大批装备,声势愈加浩大。
官府没办法平息匪患,就采取收编招抚的办法。其直接后果是造成兵匪不分。在军队里有许多官兵都是土匪出身,有些军队为了扩充实力,甚至把一些已经收编的下级军官又放出去拉杆子,等拉起了人马,再收抚回来,连长变营长,营长变团长。有些白天是兵,晚上是匪;打胜仗是兵,打败仗是匪;也有些上半年是兵,下半年是匪。在西北军队中,黑白两碗饭一齐吃的人,比比皆是。最为著名的有刘镇华和樊钟秀二人。
刘镇华本人并不是土匪,他出生在嵩山北麓的巩县,父亲是读书人,他自己是清末秀才,后来又在保定入北洋法政学堂,当过河南中州公学庶务。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初,刘镇华是当地一位活跃的革命分子。辛亥革命,陕西的义军从潼关打入河南,在刘镇华的奔走活动下,豫西大部分和民党有联系的绿林豪杰都投奔到革命军中。后来,以这些盗匪为骨干,成立了“镇嵩军”,刘镇华担任协统。
开始,这支军队并未得到中央的承认,粮饷无着,处境险恶。1912年,镇嵩军奉命开回豫西,任务是“剿匪”。刘镇华“剿匪”的策略有两点:一是放人出去拉杆子,把盗匪收编回来;二是把一些不服收编的悍匪杀掉。在这次大“剿匪”中,镇嵩军杀了三千多人。伊川、洛宁、嵩县、伊阳、卢氏、宜阳一带的盗匪,闻风而逃。镇嵩军因而得到中央的承认。
1917年,刘镇华出任陕西省长,镇嵩军进驻周至、户县。这里是著名的鸦片产区,陕西的烟价每两一元,运到洛阳就可以卖七元。镇嵩军一方面自己向河南运烟土,另一方面又征收烟税,从而发了大财。从镇嵩军的成长,可见西北地方军阀势力形成的诀窍。
樊钟秀是河南宝丰县人,父亲也是个教书先生。樊家拥有一百零五亩田地,自己耕种,是自给自足的小农。1913年,因为受到土匪骚扰,全家逃往陕西宜川县。但次年又受到当地土匪骚扰。樊钟秀一气之下,索性自己拉杆子落草为寇。在陕西的河南同乡,怕受牵连,也都纷纷揭竿相从,他的队伍一下子扩充到两百多人。
1915年,樊钟秀接受陕北镇守使的收编,由盗匪变成官兵。1918年,胡景翼等人竖起靖国军旗号,要驱逐陕西督军。樊钟秀率部在西安城外和靖国军激战了一个星期,然后把队伍拉走,声称要开回河南老家,实际是投靠靖国军。
当北洋政府派奉军进入陕西,向靖国军进攻时,樊钟秀又投靠了奉军。后来又把队伍拉回河南,投靠河南督军。冯玉祥把河南督军赶走后,樊钟秀又投靠了吴佩孚。1923年甚至不远千里,跑到广州投靠孙文。
这些绿林出身的大小军阀,大多没有政治信仰,也没有相对稳定的政治背景,今天投靠这个,明天投靠那个,忽左忽右,朝秦暮楚,有奶便是娘。然而,最后改变中国命运的,往往是这些桀骜不驯的土皇帝。
二、阎锡山:山西土老财
在北洋官僚集团里,西北有两位显赫人物,一位是冯玉祥,一位是阎锡山。冯玉祥出身于北洋正统,从袁世凯的新军卫队一名正兵做起,慢慢地由副目、正目、哨长、营管带,成为权倾一时的佩剑将军。而阎锡山则和袁世凯的“新建陆军”毫无关系,他就读的山西武备学堂,也不属于由段祺瑞督办的北洋陆军学堂系统。
然而,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,使这两个人在西北相遇,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1883年,阎锡山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永和堡一个地主兼开钱铺的家庭,六岁丧母,九岁启蒙,在私塾读过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儒家典籍。十六岁成亲,在五台县城的积庆昌商号当相公,从“五壶四把”(茶壶、酒壶、水烟壶、喷壶、夜壶和笤帚、掸子、毛巾、抹布)做起,学习怎么记账,怎么算利息,怎么出外讨债、打探行情和做投机生意。
明清是晋商的黄金年代,雄踞中国十大商帮之首。但山西为什么不能像江、浙那样,进化为一个繁荣的现代商业社会呢?看看晋商经商的路线就清楚了,几百年来,他们主要是和俄罗斯、蒙古、新疆、东北等地的游牧民族做生意。这种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的生意,再做一百年,也做不出一个以海洋文明为背景的现代商业社会来。
五台县的经商风气,虽然也是盛极一时,但阎锡山却无心经商,1902年,他凭着一篇《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》的文章,考取了山西武备学堂。两年后,由巡抚衙门指定派往日本留学。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,在日本接触到了孙文的民族主义思想,并为之心醉神迷。不久他便加入了同盟会,又参加了“铁血丈夫团”——其名取自《孟子》: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此之谓大丈夫。”
1907年,阎锡山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,成为第六期生。日本教官向他们讲授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打败列强的历史,讲授日本明治维新后,实行军国主义、征兵练武、发展工商业,从而称雄世界的历史。阎锡山对这些课程兴趣盎然。毕业回国后,他便加入了山西军界。
这时候,他的思想和南方的革命党十分接近,经他一手安排,同盟会在山西新军里异常活跃。
1911年辛亥革命席卷全国。10月29日,太原起义成功,阎锡山被推举为军政府大都督。在军政府门前飘扬的既不是十八星旗,也不是五色旗,而是一面源自河图洛书的“八卦太极图”旗。后来有人批评阎锡山,参加辛亥革命,动机不纯,是伪装革命,“投机取巧”、“窃取革命成果”。
其实,从阎锡山把八卦太极旗定为军政府的旗号,可以看出,这场革命在他的心目中,不过是一场紫气东来、真人出世的“汤武革命”。这正是他内心的理想所在,何伪装之有?中国的民主,就在八卦太极图下,开始了一幕幕痴人说梦的闹剧。
1912年,阎锡山兼任山西民政长,1914年,改任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,嗣又晋任为同武上将军督理山西军务。1916年改任为山西督军,1917年兼任山西省长。阎锡山抱定宗旨,不参加中原逐鹿,以保境安民为目的,因此对外声明,晋军不出山西一步,但有来侵者,必唯力是视。阎锡山宣称,终北洋时代,晋军唯一一次杀出雁门,是张勋复辟时,段祺瑞在津门宣布讨逆,约山西派军参战,阎锡山派出了一个旅前往北京参加作战,战毕即撤回山西。[参见:《阎锡山先生答客问的自述》。台湾,《传记文学》第186号。]
阎锡山关起门来,一心一意经营山西。他痛感人心不古、世风日下的现状,于是按照自己土财主的理想,制定了一整套以古人训诫来治理山西的宏图大计。
他的农村改造计划,从训练村一级的行政人员开始,以“民德、民智、民财”为施政大纲,从清丈土地、调查户口入手,以村为单位,村有村长,设村公所,村下面有闾,闾下面有邻。经过数年努力,他在山西建立起一支由五十万个邻长、闾长、村副、村长组成的基层干部队伍,管理着全省四万多个村庄。
他把“村村无讼,家家有余”、“人人有工作”、“人人有生活”作为宗旨,以期“裕民生、正民行、敦民风”,进而实现古人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、夫义、妻贤、友信、邻睦的理想。他还成立了好人团,大力宣传种地的人好,当兵的人好,推行育兵育农的政策。
1918年,阎锡山大力实施“六政”、“三事”。所谓“六政”,即禁止留辫、禁止缠足、禁止吸毒和兴水利、种树木、养蚕桑。所谓“三事”,即造林、植棉和畜牧。他把信、实、进取、爱群,作为社会道德的标准,推而广之。同时整顿村制,开村民会议,整理村范,订立村约,立息讼会,设保卫团,为“村民自办村政之时代”的到来奠定基础。阎锡山甚至设想,以村自治作为起点,有朝一日,可以废除代议政制和政党政治,使中国人民行使直接民权。
1920年6月,在阎锡山的主持下,召开了著名的“进山会议”。与会者多是当地的名流耆宿。会议在公署后面的假山(阎锡山称之为“进山”)上的“邃密深沉之馆”召开。历时一年,开始时只有十二人参加,后来陆续有人加入,多至一百三十四人。会场也由“邃密深沉之馆”迁到了山前的大自省堂。
当直皖两系在北方开始兵戎相见,南方也被内部的战争深深困扰着的时候,阎锡山所考虑的,是如何在山西从事道德重建的大业。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途径,能够使大西北的衣冠文物,在这个浑浑浊世中保存下来,并且发扬光大。
会议研究的目标,是“人群组织怎样对”的问题。阎锡山认为,人是有理性、有欲性、有精神、有物质的一个生物体。按东方文化看,人的价值很高,号为三才之一,二五之精。人与天地合德,人为天地立心。惟其认人之本体如此其高也,故最尊崇人道主义。如“仁者人也”一语,即足以代表东亚先圣先哲对于人生之观念。
人都是想过好生活的,但究竟如何才能使人人都有好生活?按照阎锡山的解释,消极地说,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。若积极地说,就是如何使自己有好生活,别人也有好生活。此即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,成己成物之谓也。过去圣哲对此持论,有所谓理想国者,有所谓死后天堂者。如何而能有实现之理想,如何而能得人世之天堂,就是阎锡山为这次会议定下的研究题目。
会议开了一年之后,对工业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:
“工业应有限制;除必须之大工业外,应偏重小工业。”
对商业问题的结论是:
“商业应有限制。”
对土地问题的结论是:
“土地公有私种。凡属农民生则自种,死则归公,产业既均,人欲亦遂。”[参见: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《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》。山西人民出版社,1981年版。]
站在西北的立场上,对现代工商业,持怀疑与否定态度。1921年,阎锡山和到访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博士有一番谈话,谈到对工商业的看法。
孟禄是教育学的权威,他们的话题也从教育开始。阎锡山认为,人群赖文化以维持;文化以教育为代表。人群需要什么东西,教育即应预备什么东西。
孟禄问,人群现在需要什么?
阎回答:“近来我考察山西各县教育的结果,觉得作饭的人愈没有饭吃;作衣的人愈没有衣穿;作器的人愈没有器用。小民终日劳碌,若问他们作什么,他们便答说:‘我为你们作衣穿,作饭吃,作物用。’山西的情形如此,所以我们的问题,是如何使作饭者有饭吃,作衣者有衣穿,作器者有器用。”
这个问题,自古以来许多人都提出过,也尝试过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。孟禄认为,在现代社会,要解决这个千古难题,就要用好的方法,改良农业、工业与商业,及改良教育,使人得到实用的知识技能,能利用天然物以为人用,不久即可得到此种结果。
阎锡山一听见工商业,立即摇头。他说:“我很早有个疑问,就是工商业发达的结果,人民是否真正能够得到饭吃、衣穿,与物用,我害怕工商业愈发达,作饭的人民愈无饭吃,无衣穿,与无物用。工商业发达的结果,我害怕不但不能救了人民的苦,反倒更为坏事。”
他的理由是:别的国家工业发达,可运货来到中国换饭,将来中国的工业若发达,不知能运货到什么地方换饭。运往蒙古吗?蒙古人不作饭,怎么办才好?
在阎锡山的想象中,工商业和“走口外”、“闯关东”是一回事。山西人走了上千年口外,闯了上千年的关东,也没见人间天堂的出现!路通财通,道路工商业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,试看大江南北,铁路沿线无不是最富裕的地区,但阎锡山在山西修铁路时,却偏偏要修成窄轨,与中原的铁路不接轨,弄得火车想进进不来,想出出不去。
明清盛极一时的山西票号,就是因为它们因循守旧,不肯融入现代金融体系,才步入衰落之途,但阎锡山依然没有跳出晋商那种陈旧的思维方式。
在他的内心深处,对一切来自洋人的“思潮”、“主义”,统统抱怀疑态度。他自创了一门“公道主义”,并把它封为“无论何时何地,皆处于对之地位,故能博人人欣喜,处处为人乐于接受”的万金油,是人类通向幸福之门。
究竟什么是公道主义?它听起来就像一个伦理学的概念。阎锡山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发明。不论场合,百说不厌。但他始终没有能够说清楚公道主义的基本要点,他只是夸张地声称公道主义囊括了一切主义的优点。他这么解释:
“公道主义,为各种主义之本源,乃宇宙间之元气。其为物也,是整个的圆之单体,非零星的枝节凑合。是时中的,非执一的;是养生的,非治病的;是灵活的,非板滞的。举一足以统万,执简可以驭繁,神而明之,事物之真是非可知,宇宙之真主宰可得。”
他的灵感无疑是来自最古老的宗法制度。他所极力倡导的“用民政治”,乃是一种敬慎勿怠、宽容勿矜、礼让忠信的道德实践。他所赞不绝口的公道主义,集中了将家庭、社会、政治、宗教合而为一的文化精神。阎锡山所梦想的,就是恢复“立地上以承天,承天道以隆人”的中国文化基础。
中原大战时,陈公博为了动员阎锡山反蒋,曾到山西跑了一趟,他发现“山西对于新文化的接受,还是迟缓,比之山西以外,恐怕要迟到20年。”[参见:陈公博《苦笑录》。东方出版社,2004年版。]一位南方将领在分析阎锡山的思想时,毫不留情地说:“这位先生,自从在山西与世不通闻问,故步自封,绝不见有新人物到山西和他共事,只邀些名士去讲旧学,受他尊崇。二十年来,山西充满了儒释道三教九流的风气,和似是而非的学理,新一点的文化,简直不进山西。”
阎锡山认为他发明的“土地村公有”就是体现了公道主义。所谓土地村公有,即以公债形式把土地收归村公有,再分给农民耕作,受田之人到死时就把田还给村里;以直接税偿还收买土地的公债。这样既可以保证人人有田种,又避免土地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。这个被阎锡山视作得意之作的改革,在1939年就以失败告终了,弄得地主也反感,农民也反感,70%的人都不高兴。因为山西以自耕农居多,这个改革是先把土地公有,再重新分配,他们觉得这太不公道,当然怨气冲天了。
山西官场承晚清颓风,敷衍搪塞、瞒上欺下的道行,比儒家典籍要高深得多。阎锡山鼓励种树,大家就用草包裹树枝、鞭杆、木棍插在地上冒充树苗。阎锡山严厉禁烟,种、运、吸一并悬为厉禁,但1920年破获贩卖烟土、吗啡、金丹的案件,是1918年的四倍。山西禁种,烟土就从邻省大量涌入。
阎锡山对各县知事感慨地说:“六政考核处办理已经三年,有甚效果?像这样办下去,再办三年,也是无效。”他又抱怨:“照中央所定的法律,禁烟丹无异于奖励烟丹,禁得愈紧,价值愈大,贩卖的人也愈多。”[参见:吴文蔚《阎锡山传》(第一集)。台湾,1983年版。]
为了推行新法,不得不借助于严刑峻法:贩卖烟土者处死,吸食者判刑。同时强化村制,保卫团用武力推行教化。但仍不见效,硬功不行,又改施软功,设立戒烟会,劝人自动戒烟,然贴标语、写文章、官吏宣讲、学生宣传,折腾了数年,还是吃力不讨好。
六政三事推行了五年半,有成有败,但总的说来,赞扬的声音居多,为山西赢得了“模范省”的美誉。山西简直成了太平盛世的标本,据说连一个乞丐也没有。但实际上,1924年至少有超过两万五千名土匪,在山西的地界上横行。[参见:朱新繁《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》。上海新生命书局,1930年版。]
20世纪30年代以后,随着内战向西北蔓延,阎锡山的门罗主义也失效了,山西农村更是一片凋敝。他不得不承认:“年来山西经济,整个破产。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,半自耕农沦为佃农雇农,以致十村九困、十家九穷。”[参见:《呈中央请由山西试办土地村公有制以弭共祸文》。《防共联席会议纪录汇编》。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。1987年版。]
三、冯玉祥:大闹天宫的农民
冯玉祥是典型的农民儿子。
他的原籍在安徽巢县。父亲是乡下的泥瓦匠,后来投身行伍,全家迁到保定府郊外定居。冯玉祥的原名叫冯御香——“朝罢衣冠沾御香”,也许,他们家从巢县迁到保定,也是为了离天子脚下近一点,好方便“沾御香”吧。然而,他们实际上过着农夫的生活,春耕秋收,拔草拾柴,每逢青黄不接之际,就要把家用杂物送去典当。
冯玉祥的性格非常敏感,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愤世嫉俗的种子。他恨当铺;也恨杂粮店,因为他们家日常吃的米面要靠杂粮店赊账;他恨鸦片烟,因为他的父母饱受其害;他恨贪官污吏;他恨土豪劣绅。总之,乡下贫困的生活,使他满脑子都是怨恨。他的童年只念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,从十二岁开始,就到新兵二十镇的军营里练枪打靶,他是一名真正的大兵。
“御香”这个名字确实给他带来不少好运,据说当年慈禧太后从西北回鸾,二十镇要挑选身材健硕、名字吉利的兵丁去站道迎驾,他沾了御香二字的便宜,雀屏中选,真的一沾御香了!冯玉祥第一次和西北发生关系,是在1914年,他作为北洋警卫军第一旅旅长率领部队到陕西一带追剿白朗匪帮,足迹踏遍了陕州、潼关、西安、灵宝、渭南一带。“寻河愁地尽,过碛觉天低”,大西北的景色,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之中。
直皖战争以后,直军第二十师在阎相文师长率领下,开入陕西,驱逐皖系督军。冯玉祥的队伍取道潼关,第二次进入西北。事先冯玉祥请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给胡景翼写信,请他夹攻皖系督军,胡景翼慨然允诺。胡是渭北刀客中一名头面人物,黑道中人没有不认识他的。
北洋政府任命阎相文为陕西督军。不料上任不到两个月,突然吞服生鸦自杀,成为民国以来最短命的督军。他的自杀,并无特别理由,只说担心自己不能统一陕西。对一个刚刚以胜利者身份走马上任的将军来说,这个理由近乎荒谬。
阎督军死后,冯玉祥由旅长一跃而为陕西督军,成为民国以来升迁最快的军人。外间哄传阎相文的死与冯玉祥有关,后来,更有人写书,直指是冯玉祥在酒宴之上,以毒酒毒死阎相文,收编了他的队伍。但说归说,还是查无实据,遂成轰动一时的疑案。[参见:昌人《冯玉祥的转变》。《现代史料》(第三集),海天出版社,1934年版。]民国以来,疑案、悬案、无头公案,多不胜数,阎督军之死,不过小儿科耳,连历史学家也提不起破解的兴趣。
冯玉祥拒绝搬进阎留下的督军署,他在西安城西北角另建一座新的督军署。这块地方在明代称作皇城,在清代称作满城。辛亥武昌首义后,陕西响应,关中豪杰攻入满城,把里面的满人杀得鸡犬不留,尸积如山,房子也烧成一片焦土。冯玉祥就在这个地方,作为驻兵之地,修建他的督军署。
这位农民的儿子终于有了自己的衙门,可以坐在高堂之上发号施令了。
冯玉祥上任后,立即疏远了曾为他出过力的胡景翼,他派人对孙岳说:“胡部完全是土匪,扰乱地方,绝不能容的。”
孙岳对冯翻脸之速,感到十分惊讶:“焕章(冯玉祥字)太不够朋友。胡笠僧(胡景翼字)刚帮了他一个忙,他就要反过来收拾他。”胡景翼也深感失望地说:“吴佩孚、冯玉祥要把我挤出陕西,要收编我的队伍。”
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,冯玉祥认为是向中原发展的机会,于是积极向吴佩孚请缨。不料吴佩孚对他素无好感,不肯让他上前线。冯玉祥勃然大怒,擅自将队伍拉出潼关。当时吴佩孚在前方忙得不亦乐乎,无暇后顾,只好委任冯玉祥为后方总司令,负责监视河南。
出发前,冯玉祥把陕西的军政大权,全部交给了儿女亲家刘镇华,他把官兵们召集起来说:“这次出征,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,而是为了讨伐媚日卖国的奉系军阀。”他抬起脚,把布鞋踢出老远,大声说:“我看督军的位置,如同这只破鞋,我们这次参加战事,完全是为尽我军人保国爱民的神圣天职!”
壮哉斯言!然而,如果在民主国家,一个总统候选人说他视总统职位如破鞋,选民们还会投他的票吗?人们怎么指望一个把自己职位看作破鞋的人,能在这个职位上为国、为民效劳?好在中国的官员都不是老百姓选的,不烦操心。冯玉祥把陕西督军看作一只破鞋,是因为他一心想得到河南督军这个位置。冯玉祥绝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。
河南督军和奉系暗通款曲,宣布武装中立,凡是参战客军逗留豫境,一律解除武装。但冯玉祥的武装,又岂是凡夫俗子所能解除的?双方激战一天,豫军大败。冯玉祥乘机扫荡河南全境。几天以后,政府下令由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。
河南是吴佩孚的老地盘,他的大本营就设在洛阳,河南督军在吴玉帅面前,从来就像小媳妇一样。而冯玉祥又是个一贯自行其是,不听号令的人。翩翩儒将和草莽英雄之间,必然水火不容。
上任没几天,吴佩孚便勒令冯玉祥协饷八十万元,以后每月协饷二十万元,冯玉祥就算能筹得出这么一大笔钱,也不会白白送给吴佩孚。他复电拒绝了。吴佩孚明确告诉他,如果他做不到,就请让出河南督军的位置。
冯玉祥感到在河南没办法待下去了,于是跑到保定向曹锟哭诉,他的用意是向吴佩孚摆出投靠保定系的姿态。不料曹锟对河南小媳妇的处境,大表同情,劝冯玉祥干脆调到北京。冯玉祥吃了一个哑巴亏,有苦说不出。
1922年10月,大总统颁布明令,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,交出河南地盘。冯玉祥百般无奈,只好到洛阳向吴佩孚辞行。吴佩孚向冯玉祥提出三个条件:一、河南可以每月为冯玉祥的第十一师协饷二十万元;二、冯玉祥只准带走他的第十一师;三、近几个月来冯玉祥在河南新招募的三个混成旅,应该留在河南。
“一切悉听大帅安排。”冯玉祥毕恭毕敬,倒行而出。但一回到开封,他立即命令新招的三个混成旅以第十一师的旗号,连夜向北京开拔。他们走后,把旗号运回开封,第十一师才正式动身。就这样,他的西北军队终于堂而皇之地开入了北京帝都。
冯玉祥的西北军是一支训练很严格的队伍。从招兵开始,就非常重视士兵的素质。普通士兵以青壮年农民以主,挑选新兵时要先看看头上有没有辫子,没有不行;再看看手掌有没有厚茧,没有也不行。头上有辫、手上有茧,是老实巴交、单纯保守、能够吃苦耐劳的标记。
冯玉祥喜欢问士兵:“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?”
士兵们要回答:“我们是从乡间来的。”
“你们的父母、亲戚、朋友是什么人?”
“都是老百姓。”
他也常问自己的儿子:“你的曾祖父和祖父干什么的?”
儿子要回答:“当过农民、渔夫、兵丁。”
听到这样的回答,他便高兴地笑起来。
冯玉祥利用一切机会,向他的官兵灌输平民意识。但西北军里的等级是非常森严的,冯玉祥的命令就是圣旨,任何人不得违抗。在冯玉祥的心腹军官里,没有一个在国外接受过教育。他们的文化水平都很低下。他们打仗靠的是经验和从说书艺人那儿听回来的故事,直至模仿《三国演义》里的诸葛亮来指挥战斗。
为了维护冯玉祥本人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,他把士兵们“结盟”、“入会”一类的活动悬为厉禁。但实际上,帮会势力早已渗透他的军队,他的长兄冯基道就是一个黑社会大佬,他手下第一战将张之江也是一名帮会分子。
冯玉祥利用基督教作为维系他的军队的基础。他要求全体官兵都受洗入教。这位大老粗不管三七二十一,用消防水龙头给他的官兵行受洗礼。但对于那些老实巴交的农家子弟来说,基督教不过是一个可以公开的帮会而已。
冯玉祥认为基督教有助于向士兵灌输禁欲主义,对加强军队的纪律非常有用。不过,西北农民对基督教,并非真正接受,连冯玉祥也不是认真信仰。他生平除了自己以外,没有真正信仰的人物,也没有真正信仰的思想。孔子、孟子、关公、岳飞、曾国藩、胡林翼、耶稣、列宁、甘地、孙中山等,都在他的脑子里,占了一席之地。而万物的轴心,就是冯玉祥自己。
他治军的一个重要方法,就是鼓励官佐家的弟妹子女互相通婚。这有利于把军队变成一个大家庭,而冯玉祥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唯一家长。他总是给结婚的双方都送些礼物,以示威严而有慈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,官佐家的联姻,“一来因为他们父兄都是同事,彼此熟识,相互择配,必较能满意;二来团体的关系也可以因此愈加巩固。”[参见:冯玉祥《我的生活》(下册)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1981年版。]
冯玉祥希望扮演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角色,但却常常力不从心;他是社会改革的积极推行者,但这些改革却往往停留在皮毛琐事上面,诸如不让妓女穿漂亮衣服、宴会菜式的丰俭之类。
冯玉祥对阎锡山在山西的政绩,非常羡慕,他在河南时也模仿山西制订十项治豫大纲。当有人向冯玉祥揭露山西的种种虚假做法时,他不以为然地反驳:“有老王时恨老王,没老王时想老王。其实看山西的完整,今天有哪一省可以比得上?”
然而,就地方建设来说,他连阎锡山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能够学到。
他不如阎锡山之处,在于他的政治理想是非常模糊的。
西北军每到一处,所谓的政治宣传工作,就是在墙壁上画满红红绿绿的国耻地图和二十四孝图像,在电线杆上钉满写着古圣贤格言的木牌。连士兵们的衣服前后,都缝上白底红字的标语。如果说中国有“标语治国”的传统,那么冯玉祥是开山祖之一了。
冯玉祥手下有一位重要的政治干部,在担任陕西省民政厅长时,为了禁止妇女缠足,限令各县县长按月缴送一定数量的妇女缠足布,以缠足布的多少作为铨叙的标准。结果,堂堂的民政厅里,缠足布堆积如山,臭不可闻。
冯玉祥最大的特点,就是能够不厌其烦地宣扬一些连他自己也不打算实践的政治主张。从基督教教义到三民主义,莫不如是。他常常自称是农夫儿子,但他对农民的生活并不真正关心。陕西的捐税预征了五年,到处民怨沸腾。冯玉祥在河南时连开征“古玩出土捐”这样的主意都想到了,还有什么会从他的指缝中漏掉呢?
1927年,在他治下的西北,农民已经完全破产,乃至遍地土匪。当时的观察者指出:“自民十四年(1925年)冯玉祥占甘肃,随下陕豫后,不但没有把旧有小股土匪使之敛迹,倒反给西北各地增加了不少匪众,弄得匪氛益炽,冠于全国。”[参见:康天国编《西北最近十年来史料》。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。1990年版。]陕西与宁夏、甘肃、绥远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北、四川交界之处,几成土匪的天下。
因此,当农民协会成立时,入会者非常踊跃,仅陕西一省,一下子便达十五万人。农民已身陷绝境,忍无可忍了。他们提着装着“土豪劣绅”脑袋的笼子,到西安送给政府。他们说,我们惩办了一名反革命分子,现在把他给你们送来了。
真正令冯玉祥担心的不是激化阶级对抗,而是过分活跃的农民运动,影响到他在西北的绝对权威。他训斥农民:“这里有驻陕司令,还有省政府,若你们管这类事,还要他们做什么?”真正的农民很冤枉,本来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,响应号召起来造反了,但闹腾了半天,最后落得里外不是人,连原来还有的一点家产也赔进去了。
如果说阎锡山像一位几代相传的老财主,那么冯玉祥就像一夜暴富的新财主。他虽然经常自称是农夫的儿子,但一旦手里有了枪杆子,有了权力,马上就以农民的东家自居,他的政治逻辑,不过就是西北刀客与马匪的那一套。
参考资料
词条标签:
社会 文化 政治